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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高芾，供职于中国社科院。曾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、《新快报》等媒体开设专栏。 　　本书所写，大都是野史所载——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，当然也有。野史的好处，不用我说，大家都晓得。可以道听途说，可以揭隐发微，可以专事小节，可以不顾大义，可以情有所系，可以笔无藏锋。总之，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，野史家全都敢干。　　有许多章节，信笔写来，只敢说是“稗官之言”，不敢妄称“盖棺之论”，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？好在所写事端，均言出有据，即或是谣诼无稽，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，只承传谣之讥。　　至于说此书是“野”的《史记》，小子何乃太狂！《史记》不仅为正史之首，同样也是野史之源。后世的各类野史，也只不过是更“野”的《史记》。　　更何况，“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，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”，传说或有真伪之别，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，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。读者诸君，不妨试观本书，再掩卷思之，哪些篇章，我写得高兴，你读得爽快？ 　　高芾的这些文字，在文体上称为随笔、笔记，亦或“学者散文”、“文化散文”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些波澜不惊文字背后的“通透”和“意味”。它不是“流别之学”或“义理之辨”，也不是抒情叙事的现代“文学”。它是观百年文化潮起潮落后的一家之言，他少年老成的青春从容，使他拥有了一种气象万千的风范。　　——文学批评家 孟繁华　　这本书的源头是高芾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开的专栏，原本可读，如今集了书，便是壮观。高芾用说书的声口细碎地痛说——痛快地说——清末民初的野史，说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，既煞有介事又确有其实。其中的角色，除了袁世凯几个粗鲁人，多是斯文人，包括做官的官人、报馆的报人、写作的文人，说的是他们的“古怪”事迹，让人看了一边笑一边叹：却原来有这许多蹊跷！尤其“报人世家”一章，对于非新闻人来说，却“旧”得煞是新鲜。　　——《南方周末》夏辰